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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内人士曾强烈劝阻美国这么发展下去。但是,为了表示它对穷国的好意,继续充当自由贸易政策的领袖,推动交易的自由化,华盛顿还是决定从一些产品开始逐步取消这些著名的配额制度。从2002年1月1日起,来自外国的胸罩和内衣可以自由进入沃尔玛、Gap和美国的其他零售商店的货架,限额被取消了。其后果是,仅工装布的进口量在3年内就至少增加了10倍。连锁店里面“中国制造”的货物的比例,从2001年的10%猛增到了2004年的72%。对美国纺织业来说,冲击是毫无疑问的,2000年,美国纺织业的从业人员有100万,到2004年只勉强剩下70万了。主要行业组织——全美纺织行业理事会——预言,从2005年1月1日起,在最后的障碍被取消后,今后几年内还将有60万从业人员从该行业中消失。也就是说,2000年是100万,10年后将只剩下1/10。法国纺织业的雇主和他们的雇员们听到这里,脊背想必一阵发凉!首先,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,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。国家越小,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,上述的比例就越高。例如,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,既无石油,又无汽车制造,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。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、汽车和食品,用的钱都是靠出口(运输、金融服务等)赚来的。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,它还做转口贸易,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!相反,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,而不用到外国购买。所以,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。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,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。今天,按前述指标来计算,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。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,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。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,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“中央帝国”(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)的烙印。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: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,让·米歇尔·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,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(更确切地说是回归)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。宇航员进入太空,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;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;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,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;最后,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,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。澳门线上电子赌博网20世纪最后20年,世界经济正处于“历史的终结”的甜蜜假想中。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,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,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,出现普遍、共享的繁荣。这会是“幸福的全球化”时期,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,大脑都要代替双手,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。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,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。

澳门线上电子赌博网世界贸易组织,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,肩负着打假的重任。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,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,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。同时,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,造假给亚洲、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,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。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,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,例如飞机零件、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。作为WTO的成员,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,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。但是,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,如海尔、联想等,也开始被盗用了。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,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(特别是对音像制品、软件等),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。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“假货”。在中央帝国,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。对于这家法国得旺来纺织集团的子公司来说,以上的故事不过是长篇连载中的一节。官司虽然打赢了,可代价高昂。法国厂家商标上的“小鳄鱼”是向右看的(其中国竞争对手的鳄鱼是向左看),可这种向右看的小鳄鱼早已被非法复制了上千次,实际上可以说是好几百万次。假冒衣物的质量参差不齐,有色彩不够时尚的,有经不起第一次洗涤的,有穿一次就掉扣子的,如此等等,都在那里出现了。商标本身也是如此。更有甚者,这些假冒“鳄鱼”的生产往往是在地下进行的,付给工人的报酬更低,使它们的售价可以比“正宗货”便宜50%、80%乃至90%。这样的复制在香港、新加坡和台湾由来已久,现在又出现在了中国,而且闹到了在上海对簿公堂的程度!那么,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——中国,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?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,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。由于这一点,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“亚洲发展模式”。但实际上,人们惊奇地发现,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: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,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;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;依靠巨大的储蓄,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,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;尽量保护国内市场;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。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,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,它拥有辽阔的幅员,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,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。中国,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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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来说,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。相反,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(1945~1973年之间的“光荣的30年”)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(50和60年代);90年代,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,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。然而,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。实际上,“雁行模式”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,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。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,转交给新的后来者,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。“谁来养活中国?”——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。10年前的1995年,莱斯特·布朗——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——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《谁来养活中国?》。惊慌是无益的,在1960~1961年的“大跃进”之后,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。在北京,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,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,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。从莱斯特·布朗发出呐喊以来,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,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,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,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。不过,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。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,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。2003年,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,结果败诉,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: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。还有人告诉他们,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。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,要清理门户,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,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。然而随后不久,突然之间光明乍现!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,而且越快越好!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,近年来,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。在一些城市里,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,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,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。他们仿冒一切,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: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,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,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,以及软件、汽车散件或者药品。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,仿冒品竟已出现了。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,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、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。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。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,由于仿冒,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%~10%。

首先,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,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。国家越小,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,上述的比例就越高。例如,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,既无石油,又无汽车制造,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。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、汽车和食品,用的钱都是靠出口(运输、金融服务等)赚来的。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,它还做转口贸易,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!相反,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,而不用到外国购买。所以,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。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,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。今天,按前述指标来计算,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。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,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。今年4月,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,其间,《参考消息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,中央电视台《今日关注》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。澳门线上电子赌博网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,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,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,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。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,整个行当气息奄奄,廉价商品泛滥。其中有2/3来自中国,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。今天,在这个袋鼠之国,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%都是“中国制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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